再次，村委会行使行政机关委托的管理职权时，可以成为行政主体、具备司法审查被告资格的是委托的行政机关，而不是作为受委托机关的村委会。
由于《立法法》对立法权限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因此，此一范畴的越权可以根据这些实在法而得到有效控制。在行政法规规定事项和规章规定事项的行文中实质上隐含了体制性的重叠，即国务院有权在执行法律时制定行政法规，而部门规章亦可以在执行法律的情况下制定行政规章。
行政规章是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以《行政许可法》颁布以后的情况为例，行政规章虽不能设定行政许可，但其可以通过设定法律关系、设定其他义务等方式对私权进行限制和约束。(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审判权与立法权一样也是专属性权力，即其只能由审判机关行使。三、行政规章越权的相关原因分析行政规章越权对我国行政法治的进程有非常大的制约作用，一定意义上讲，它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行政法治良性循环的一大瓶颈。
依此而论，规章的实施不应当成为规章越权的必备条件，即一个规章制定出来以后，如果其内容有越权情形，即便其尚没有付诸实施，也能够以越权规章论处。[14]前几年有学者作过统计，以我国中央层面的行政立法为例，大体上是这样的比例，法律占3％，行政法规占15％，而行政规章则占到82％。实际上，摇号购车中涉及许多宪法问题，关涉公民等主体的诸多基本权利，尤其是平等权的问题，有待认真分析。
[20]对于日益拥堵的北京来说，这一目的无疑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是正当的。（一）摇号购车中的自由权问题1.财产权2004年修宪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明确写入宪法，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在具体分析框架上，本文按照德国宪法学中平等权案件的两步分析框架展开讨论，首先分析摇号购车中是否确实存在差别对待。关键词: 摇号购车 平等权 差别对待 损害强度 比例原则 2010年12月，为了缓解北京日益严峻的交通拥堵状况，北京市政府制定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调控规定》），[1]开始实施小客车数量调控措施，以摇号的方式无偿分配小客车配置指标。
但对于年纳税额5万元以下的企业，是否绝对剥夺其参加摇号的资格，也还有商榷的空间。2.外地人与港澳台居民、华侨、外国人即便是在非北京户籍人员当中，非北京户籍大陆居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地人），与港澳台居民、华侨和外国人相比，也存在第二个层次的差别对待，外地人参加摇号的条件显然更为苛刻。
对此，北京市行政机关应当自觉遵守，而不应逆势而行，现在的做法，恰恰构成了体系违反，侵害了平等原则。2011年1月26日，北京市进行了首轮购车摇号，17600个个人车牌名额随机分配给187420位申请者，平均中标率约为9.4%。可比较性也就是说两相比较的对象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上位概念，例如，根据《实施细则》，购置普通小客车（自驾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需要参加摇号，而购置营运小客车（出租客运、租赁客运以及教练车）则不需要参加摇号，普通小客车和营运小客车都属于小客车，具有共同的上位概念。[26] 当然，这里指的公车不限于北京市财政局公布的北京市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62026辆公务用车
所以如果说儒学文化易塑造奴民、顺民，那么以注释和考证为框架的经注文化就是罪魁祸首，它是以其认知结构中接受这一根深蒂固的奴性人格妨碍国人公民性和主权观的形成。而在关于思想方式的研究中，显然是方式，而非思想本身，成为决定文化走向的关键：是如何思想、如何认识，即认识论问题，决定价值、态度、情感和偏好。虽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而言，宪政运动可谓资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和成果，资产阶级亦被认为是一个试图使世界彻底理性化{14}的阶级。论及国家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这种认识结构自文艺复兴之后日渐登峰造极，逐渐发展成为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为蓝本的认识论结构，即围绕知识的对象、知识的来源和知识的标准建立起认知理性的思维结构，确切的说，它围绕知识的对象、来源和标准等方面来说明认识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摘要: 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原始习得和传来因素而形成的、有支配力的精神统一体，其社会功能主要在于为文化共同体成员提供交流平台。
思维结构虽然内隐于心，但是直接作用于特定哲学传统，并以影响思想、行为和基本制度的方式外显于世，以思维结构（有意识）为内核的‘文化所造就的集体无意识，可以成为相对于社会宏观结构而独立存在之物，而共同的思维结构制约个体行为模式，并进而影响甚至主导共享同一模式的社会的结构走势。{20}二者之间差异的根本性，来源于二者居于文化深层结构的认知结构层面上的南辕北辙。
首先的就是要相信平民百姓有能力通过自由表达和民主参与形成最符合自己需要的政策。因而这种以共时性为基础的文化本质识别，实际上承担着造就文化共同体、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使命。{10}第二，在对客观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探索中，一开始就试图以理性的论证框架来证成真理，希腊人所要寻找的是受到普遍论证（就如毕达哥拉斯定理那样）支持的、范围广泛的、有条有理的理论{11}。在这一分析框架内，思想方式显然构成文化的核心结构。因之，现代立宪主义之所以被认为是西方的，非出于地域原因，而是基于内在思维结构层面上的文化认同：正是因为现代立宪主义渊源于理性，所以它才属于信奉理性主义的西方文化。其间最难者，莫过于认知结构的差异所造就的人格差异、观念差异、行为习惯差异，导致最终政党制、代议制、选举制等关乎国家权力结构的制度体系几无可能亦无必要全盘相同。
精神结构内化则为思想方式、外显则为行为方式，整体就构成生活方式。文化研究是以认识论为核心的思维结构研究。
从一种过程和事业的角度看待宪政法律，应该从理性培育和法制保障两个角度践行宪政。他否认先天固有的、不变的文化属性，主张以经济的冲突代替文化的冲突，以文明内部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冲突代替文明之间的冲突，以此来说明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自身发展的历史动力。
这意味着：第一，它更乐于关注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而不愿将时间浪费在人的内心自省。从目的论来说，平等体现出‘善之价值，于是‘自然所代表的平等型宇宙秩序同时成为蕴涵‘善，和‘正义，的伦理价值体系，于是‘自然顺理成章地为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亚里士多德所倡之良法之治、启蒙派的理性主义、自然权利论、社会契约论、立宪主义和宪政法治实践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古典形式的自然权利论是与一种目的论的宇宙观联系在一起的。
理性主义系沿袭古希腊自然法哲学、罗马实证主义、基督教信仰、新教伦理和传统自由主义{3}发展而成的传统，其特有的认识论和自然法哲学不但影响了当代西方所有的政治信仰，而且主导了西方的民主、法律和宪政文化—几乎所有的政治和法律思想都是理性主义或近理性主义的{4}。而是它在对宇宙规律的探索中，利用逻辑和抽象构建出一种论证的方法和框架，这令西方文化最终突破神话思维的迷雾，将本质而非现象，作为思考的对象和知识的对象，并就自然与人、国家与人、社会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抽象的理性论证，使得凌乱的现象得以秩序化、框架化并最终普遍化、科学化。{1}不但现代西方的宪法盛行于世界，甚至可以说，现代社会实际上处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2}支配之下。归根结底，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它只是基于原始习得和传来因素而形成的、有支配力的精神统一体，其社会功能主要在于为文化共同体成员提供交流平台。
{21}这种由之、顺从的人格特性盖源于理性缺位所造成了不自信，所以，要打破理性缺位所带来的权威迷恋，绝非单凭宪政制度的构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其结果，最终是深谙实用理性的人情世故彻底击败冷冰冰的普遍理性和法律制度，法不外乎人情式的圆滑对于人的依赖最终塑造出我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
进入专题： 宪政文化 理性 普遍理性 意向性思维 。所以，如若我们将西方那种具有超验正义性的普遍主义理性论概括成对象性思维，那么，儒学人伦道德观所贯彻的就是意向性思维：（一）意向性思维强调思维的主体因素，乐于关注人的内心自省和人伦道德而不愿将时间浪费于探索客观的一般规律。
共同的意识形态造就共同的观念，并在共同的观念中迅速区别出我们和他们，在我们之中构建出团体、民族、阶级、社会与国家，并区分出他者的法律、他者的国家等被统一谓之为他者的文化现象。它无视客观世界，代之以人为中心，出发点是主体的情感需要、评价和态度，目的是通过直觉、体验等主体意识的意象活动，来获取人生和世界的意义，世界的意义内在于人而存在。
因此，与其说是资产阶级造就立宪主义，毋宁说资本主义和立宪主义都是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文化叙事，其优点是客观性、普遍性，抑或说是真理性突出，缺点则是如果这种普遍主义发展到极致，就会发展成为独断论，就会霸道地认为除了理性，就别无真理。概言之，古希腊文化最终促成了普遍理性认知结构的形成。在此意义上，很显然我们认为文化本质论有其价值，文化的共时性研究亦有其必要性、科学性。
（2）强调认识的对象性、客观性、普遍性、绝对性或逻辑上的一致性、可证明性，并在叙述结构上朝形式化、逻辑化、分析化、智能化等方向发展，成为与情感、激情等心灵的感性层面相区别的知性层面{12}。森格哈斯的观点固然有其道理，但其进化论的潜台词，不吝于以社会进化论为前提主张文化精英论和文化绝对主义：如果说当前全球范围内以政治、法律冲突为表现的意识形态冲突（文化冲突），真的仅仅是经济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冲突，那么，是否意味着经济落后地区的文化就等同于落后文化？如果相对落后的经济就没有尊严和文明，就理所当然应当被经济、政治和科技均发达的优势文化所改造、所同化，那么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甚至历史上的殖民战争和殖民主义，就都能顺势取得合法性基础。
但是理性却不是来源于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经济，从公元前7-6世纪以来理性就已经是欧洲政治和法律的文化基础。儒学文化对于规律，或者说对客观自然界的本质、根源和发展等问题，其实相当漠然，儒家传统基本上一直满足于这样一种形成中国民族性的叙述：它似乎不依赖任何一种关于世界根源的思辨。
这样的结论，恐怕绝非西方文化圈之外的任何文化体、任何国家所乐见。现代立宪主义、西方宪政文化，究其本质而言即理性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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